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批评与包容,是一件很伟大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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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仇英《西园雅集图》

苏轼豁达大度的性格魅力,鲜明浓烈的人文色彩,成了苏门的凝聚剂。一个群体的聚合,其自由度越高,凝聚力也越强。苏门所体现的独立的政治操守,自主的文化人格和自由表达的追求,正是苏轼本人还主要的文化内涵,是他在我国历史上还突出的人文意义。

——王水照

本文节选自知名学者,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著作 《北宋三大文人集团》。

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,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。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学,有其鲜明的特点。王水照先生《北宋三大文人集团》,通过分析钱幕僚佐集团、欧门进士集团、苏门学士集团,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、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、群体特点、文学活动,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、演变的主要线索,以及北宋诗歌、散文、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。

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批评与包容

是一件很伟大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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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王水照

来源 | 《北宋三大文人集团》

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。

在熙宁变法时期,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政敌。元丰末,一个作为退职宰相,历经宦海风云,闲居金陵;一个从九死一生的乌台之狱脱险,尝尽了黄州之贬种种人生况味。两人重聚,相逢一笑泯恩仇,发现彼此都是直臣贤士、人间杰才,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崇奉是他们融和的纽带。

然而到了元祐时期,苏轼及其门人却共同掀起一个批判王氏新学的热潮。这是一种对思想专制、学术专制和文化专制的不满和反抗。

王安石的新学是他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,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价值。宋英宗治平年间,王安石在金陵讲学,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的年轻士子受业门下,俨然形成新学学派。

与此同时,王安石“一道德以同俗”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。到了宋神宗熙宁时期,他更把这一思想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,使之付诸实践,而不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了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,其《三经新义》一变而为官方哲学,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,“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”,“独行于世者六十年”。

这样,他运用行政权力求得了学术见解的统一。

王安石像

这位改革家追求思想一统的新的正宗地位,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;但又恰恰窒息了自欧阳修以来所开创的自由讨论的风气。他引起崇尚自由的苏门的不满和抨击,是十分自然的。

熙宁年间,王安石主张以经义论策取士,罢诗赋、明经诸科,苏轼持异议。王安石的改革贡举科目,原是为着更好地选拔吏治实干人才,实又包含以自己的“新学”一统天下的思想统治的目的,因而在熙宁初年,苏轼对“新学”中的偏颇已啧有烦言。到了宋哲宗元祐时期,苏轼更多次批评“新学”,集中在王氏“一道德以同俗”的思想和实际作为上。

元祐元年(1086)在《答张文潜县丞书》中,他说:

文字之衰,未有如今日者也,其源实出于王氏。王氏之文,未必不善也,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能使人同,颜渊之仁,子路之勇,不能以相移,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。

这封信尖锐地抨击了王安石为文治学“好使人同己”的作风,指出这正是造成文章雷同单一、学术凋敝衰落的根本原因。苏轼这里主要针对王氏的经学而言。

赵孟頫绘苏轼像

在同时所作的《送人序》中,他又说:

王氏之学,正如脱椠,案其形模而出之,不待修饰而成器耳,求为桓璧彝器,其可乎?

“脱椠”,即依照同一模子而制成,千人一面,千部一腔,没有个性,没有特点,正是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大敌。这个比喻尖刻准确,把求同斥异的后果揭露无遗。

在反新学中,苏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:多元性和多样化是发展学术文化的必要前提。这也成了苏门的著名门规和家法,对推动元祐文学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。

要充分认识这个原则的重大意义,不妨对比一下程朱理学家的议论。

程颐在当时说过:“今异教之害,……唯释氏之学衍蔓迷溺至深。……然在今日,释氏却未消理会,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。”他说王氏新学比佛道为害更甚,大声疾呼要加以整顿。苏轼却不然,他明确地说:“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。”对其学说内容并不一笔抹煞,只是反对他的学术专制和思想统治而已,并不是片面追求多元性和多样化。

朱熹则明确反驳苏轼:

“东坡云:‘荆公(王安石)之学,未尝不善,只是不合要人同己。’……若荆公之学是,使人人同己,俱入于是,何不可之有?今却说‘未尝不善,而不合要人同’,成何说话!”

从逻辑上说,朱熹的反驳是顺理成章的,人们不能拒绝在正确思想认识基础上的统一,应该服从真理。但朱熹的反驳只是脱离历史具体情况的简单推理。还是马端临说得好:即使王氏之书“尽善无可议”,也不应该“使天下比而同之”,这只能导致扼杀“博学详说之功”、“深造自得之趣”的后果。在他看来,不同学术观点的并存争胜,这才是正常现象,因而尖锐指责王氏之举几同于李斯焚书之议,揭出其思想专制的实质。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,鞭辟入里。

朱熹这里,实又掩藏着一句潜台词:这位理学大师也想把自己的思想来“使人人同己”。历史表明,“强人同己”是不少杰出人物常有的思维定式。苏轼身居领袖地位而不强调整齐划一,不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门人和追随者,这是别具识见而又超拔同侪的。

朱熹像

在北宋,王安石的“一道德”思想并非他个人的一时之见。

曾巩说,他希求的理想境界就是“道德同而风俗一”,对“其说未尝一,而圣人之道未尝明”深致忧愤。程颢也希望“一道德以同俗”。吕公著也说:“学校教化,所以一道德、同风俗之原。”凡此种种,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群求同的社会心理。因此,苏门的批评王学,实针对一种思想倾向而言,具有相当深广的社会意义。

苏门是这一多元性和多样化原则还生动的体现。作为全才,苏轼没有以自我为法,强令门人师范;他的门人也没有因敬仰备至而丧失自我。苏、黄(庭坚)以诗并称,却各领;苏、秦(观)以词称雄,而风韵迥异;苏轼的散文虽于张耒等人有所影响,但也限于平易自然、流畅婉转的宋文群体风格的范围之内,其情性、禀赋、趣味等仍有明显差别。

更令人称羡的,是苏门内部的自由评论和自由批评之风,达到了坦诚无讳、畅所欲言的还高境界。

比如,关于苏轼革新词风的讨论和争论,在苏门并不鲜见:

东坡在玉堂日,有幕士善讴,因问:“我词比柳词何如?”对曰:“柳郎中词,只好十七八女孩儿,执红牙拍板,唱‘杨柳外,晓风残月’;学士词须关西大汉,执铁板,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公为之绝倒。(俞文豹《吹剑续录》)

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(晁补之)、文潜(张耒)曰:“何如少游(秦观)?”二人皆对云:“少游诗似小词,先生小词似诗。”(《王直方诗话》)

这两则宋人记载的故事,都发生在元祐时的苏门(“玉堂”即学士院)。苏轼要求门下之士以柳永、秦观来比较他的词作,反映出他潜意识中以柳、秦作为竞争的对手,也说明他力图在当时流传还广的柳词和成就还高的秦词之外,另辟蹊径,别开生面。苏轼具有豁达的气质和艺术上的宽容度量。当时的词,一般是供歌女在酒筵娱乐场合演唱的,常用琵琶等弦乐器伴奏,如宋翔凤《乐府馀论》所言:“北宋所作,多付筝琶,故啴缓繁促而易流。”所以,“幕士”的“关西大汉执铁板”之喻,实含有戏谑婉讽意味,苏轼却“为之绝倒”,不以为忤。他与晁、张二人的对答应和,宛然烘托出平等探讨、心情舒坦的艺术氛围。

“苏门四学士”像。左起: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。再加上陈师道、李廌,又有“苏门六君子”之称

苏轼的豁达宽容,对于苏门中在文学、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争论,不啻是无言的鼓励,促使门人们在这位尊师面前更大胆地直抒己见,放言高论乃至放肆无所顾忌。例如关于“二苏”高下的议论。苏轼曾自谦地说过,他的诗文不及其弟。秦观在《答傅彬老简》中居然也说:

“老苏(指苏洵)先生,仆不及识其人;今中书(苏轼)、补阙(苏辙)二公,则仆尝身事之矣。……中书尝自谓‘吾不及子由’,仆窃以为知言。”

苏轼自称“吾不及子由”,是在他文名已有社会定评的前提下,作为兄长的谦逊礼让,并不会在实质上贬损自己。秦观的直言申述,就近乎不敬了。然而,这并没有给苏、秦关系带来任何阴影。苏门的宽容性和自由度确较罕见。

从苏轼一面来看,他常在轻松戏谑中对门人进行辩难和批评。苏、黄(庭坚)之间,既互相敬重,也彼此指摘。黄诗以追求“不俗”、“不鄙”为旨归,部分作品“格韵高绝”,品格上乘,但也伤于单一和单调,为苏轼所不满。苏轼才情奔放,以挥洒自如、酣畅自适为艺术真谛,黄庭坚批评他“未知句法”。这些意见都耐人寻味。在谈笑中见出严肃的艺术沉思,幽默感更有助于深刻评论的淋漓发挥,在苏门中是随处可见的。苏、黄二人关于书法的互评,足资参证:

东坡尝与山谷论书。东坡曰:‘鲁直近字虽清劲,而笔势有时太瘦,几如树梢挂蛇。’山谷曰:‘公之字固不敢轻议,然间觉偏浅,亦甚似石压虾蟆。’二公大笑,以为深中其病。(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卷三)

对读苏、黄现存法帖,我们亦当会心而笑。

苏轼作为盟主,当然还要对门下之士进行写作指导,既尽心,又尽责。如对晁补之骚作的指点,是委托黄庭坚作为黄自己的意见“微箴之”,以免斫伤晁氏的年轻锐气。无独有偶,当年欧阳修劝王安石“少开廓其文,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”,也是通过曾巩转达的。苏轼用心之细密周到,对友生一腔拳拳挚爱之情,千载之下,犹能感人肺腑。

苏门这种自由品题甚或相互讥评之风,虽尖锐直率而不留芥蒂,因为它植根于苏轼对人才的钟爱和尊重,体现的是平等的人际关系,在某种意义上是彼此间的一种揄扬方式。苏轼在向鲜于侁推荐人才时说:“某非私之也,为时惜才也”;他闻秦观谢世,“为天下惜此人物,哀痛至今”。他是从“为时”“为天下”的高度而爱护、奖掖后进的。黄庭坚的诗坛地位逐渐上升,还与苏轼相互戏谑揭短,但并不影响他对苏轼坚执弟子之礼。

总之,苏门的组合不是以地位、官爵、利禄为基础,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志趣等为前提,因而真诚而牢固,历久而弥坚。在元祐以后的政治厄运中仍保持不断,无一叛离,这是很不多见的。叶适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:

“初,欧阳氏(欧阳修)以文起,从之者虽众,而尹洙、李觏、王令诸人,各自名家。其后王氏(王安石)尤众,而文学大坏矣。独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始终苏氏,陈师道出于曾而客于苏,苏氏极力援此数人者,以为可及古人……”

叶适在文中以欧、曾、王、苏诸门加以比较,指出苏门诸君“始终”从苏,而欧、曾门人却“各自名家”,并未从一而终,还认为苏门人才之盛超过以往。我以为原因之一即在于苏门所奉行的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原则。

苏轼豁达大度的性格魅力,鲜明浓烈的人文色彩,成了苏门的凝聚剂。一个群体的聚合,其自由度越高,凝聚力也越强。苏门所体现的独立的政治操守,自主的文化人格和自由表达的追求,正是苏轼本人还主要的文化内涵,是他在我国历史上还突出的人文意义。

THE 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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